通常人们认为，同理心总是一种无害的心理状态。然而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放错位置的同理心对你和他人都是不利的：它会导致疲惫和冷漠，让你无法帮助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糟糕的是，人们的同理心甚至可能会被利用，使其产生攻击性、变得残忍。

所以，如果不用同理心，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理解他人呢?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同理心这个词来自德语“Einfühlung”，创造于19世纪末，大致可以翻译为“感觉到”。“移情这个术语从根本上来讲，是模棱两可的。”美国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朱迪斯·霍尔（Judith Hall）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写道，学者们在研究它的时候也持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读懂”同胞的能力，或者仅仅是一种与他人有联系的感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对他人表示关心的道德立场。

“尽管概念上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同理心与理解他人的经历、并关心他人有关。”霍尔表示。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将同理心定义为：走进别人的心灵，体验他们的感受——但即使是他本人，对此仍持有保留意见。“狭义上，同理心似乎是一种明显的善的力量。常识告诉我们，体验别人的痛苦会促使我们去关心和帮助那个人。”他在《认知科学趋势》杂志上写道。

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 图：网络

然而，这导致了一些棘手的道德困境。

为了说明原因，布鲁姆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名叫谢里·萨默斯（Sheri Summers）的10岁女孩，患有一种致命的疾病。医生将谢里列入了一个等待名单，等待一种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并有可能延长她生命的治疗方法。这个非常聪明、非常勇敢的女孩得知她还有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接受治疗。

想象一下这种感觉，以及它将如何影响谢里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把她排到名单的第一位，让她不再等待，你会怎么做？

在布鲁姆的研究参与者被告知这个虚构的故事后，他们的同理心也被激发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人都把她从名单上前移，让她能更早接受治疗。

然而，正如布卢姆指出的那样，这样做意味着名单上本来排在她前面的其他每一个孩子都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其中许多人可能情况比她更紧急。

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一个例子。当一个受益者的痛苦可以得到缓解时，人们更有可能敞开心扉，或打开钱包。与描述1000名匿名儿童的统计数字相比，仅用一个名字、受苦儿童的故事进行宣传的慈善机构可能会赢得更多捐款。

同理心的阴暗面

记者蒂凡尼·温（Tiffanie Wen）最近为BBC Future写的一篇文章阐述道，这种效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对新冠病毒造成的陌生人死亡变得麻木不仁，却对他们更能直接体验到的个人自由的轻微损失大动干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大流行造成的最严重痛苦无人知晓。

当然，利用个人故事来提高人们某些有意义事业的认知，并没有错，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确实会从本可惠及更多人的地方抽走数十亿美元。要吸引人们关注那些根本没有“可识别受害者”的问题，比如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后代，就更难了。

利用个体故事的慈善项目会获得更多捐款 图：Getty

y将同理心延伸到抽象的陌生人身上，对人类的心灵是一个特别的挑战。斯多葛派在数千年前利用了“Oikeiōsis”（可在不同情况下被翻译为“占有”“熟悉”“亲和”“从属”等）这个概念，描述了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亲和力，是如何随着与我们生活的亲疏远近而变化的。想象以下的环状结构：在靶心处是自己，最里面的一环代表自己的家人，下一环是朋友，再下一环是邻居，然后是自己的部落或社区，然后是自己的国家，以此类推。

布鲁姆认为，当别有用心的人劫持这些 “同理心环”，试图左右我们的行为和信仰时，问题就来了：对那些与我们更亲近、更相似的人的天然同情心，可能会被利用，进而挑起对那些非亲近者的反感。

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一群本科生被告知隔壁教室的一位女同学将与另一位竞争者争夺数学竞赛奖金，而他们可以在比赛前强迫两个人吃辣酱。研究者通过强调女同学在经济上的困难，激起了被试的同理心，最后的测试结果是，这些本科生有可能会给女同学的无辜对手更大剂量的辣酱。

不同政见的政治家和活动家经常玩弄 “我们和他们”这个概念，利用同理心和可识别的受害者来提出政治诉求，它也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妖魔化移民群体的基础。

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上，区分“我们和他们”也经常是一种辩论策略 图：Getty

同理心的最后一个阴暗面是，它有时会产生令人窒息的情感。哲学家苏珊娜·朗格（Susanne Langer）曾将移情称为“对个体独立性的不自主破坏”——这似乎特别适用于当我们观察到某人受苦时的感觉。德国普朗克学会的神经科学家塔尼娅·辛格（Tania Singer）的脑扫描研究表明，当人们观察他人痛苦时，他们与痛苦相关区域的大脑活动会得到部分反映。这可能是一种进化适应的机制，帮助我们预测并避免疼痛对自身的影响。

区分同理心和同情心

“分享幸福当然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状态，相比之下，分享痛苦有时会很困难。”辛格和她的同事、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奥尔加·克里梅基（Olga Klimecki）写道。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人们会感到“同理心的痛苦”，这可能造成行动的障碍——这种痛苦会导致冷漠、退缩和无助感，甚至可能对你的健康不利。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这种移情疲劳感已经成为护理人员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那些从事心理健康支持的人，或医院医生和护士。

许多人对新冠病毒造成的陌生人死亡变得麻木不仁 图：Getty

这些科学家并不是说要斩断同理心。有些时候，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积极行动、关心和帮助他人必要的第一步。

相反，研究表明，我们应该开始在同理心和近义词“同情心”之间做出更明确的区分。如果说同理心是指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那么根据辛格和克里梅基的说法，同情心则是“一种对他人痛苦的关注，并伴有帮助的动机”。要有同情心，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分享某人的感受。它更多是指对他人伸出援手的想法。

布鲁姆以一个成人安慰一个被小狗叫声吓坏了的孩子为例。成人不需要感受到孩子的恐惧就能提供帮助。他写道：“可以对孩子产生同情，希望让他或她的苦恼消失，这不需要任何共同的经验或共鸣，也不会产生同理心的苦恼。”

辛格还扫描了佛教僧人的大脑。她发现，通过对心态的简单训练，可以培养人们更大的同情心，感受到对他人施以温暖、积极的想法，减少“同理心的痛苦”的影响，从而激励人们去帮助他人。